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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春野:“国语”有助于近现代中国的兴起

发布时间:2017-06-27浏览次数:227

原文发表在2017年6月20日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003版

清代自雍正时起即着手建立“正音书院”,以便官民上下语言相通,而达到共知共解。但直到晚清,统一语的问题仍未解决。

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兴起

1901年创办的《京话报》上,编辑者表示:要望中国自强,必先齐人心;要想齐人心,必先通言语。

在办报者看来,语言分歧意味着国家的分裂,统一语言事关国家的前途。由于认识到统一语言可以促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,“通语言”可以“齐人心”,进而促进国家“自强”,所以晚清社会对于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越来越关心。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兴起,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框架下的语文问题。

近代以来,中西接触频繁,外国对“中国”有“震旦”、“支那”、“汉”、“唐”等称呼,或是翻译名,或是朝代名。这一点很快被中国的士大夫们察觉,随着“国名”一事成为议论的焦点,国人也开始意识到“国家”这个新身份的重要性。正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言,“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,是一个使‘天下’成为‘国家’的过程”。当国人意识到“国家”这个新身份的重要性时,语文改革开始转向建立政治共同体。晚清时期统一读音的要求在士大夫阶层几乎达到了一致,最重要的理由是要基于此以建立统一的国家,以便对外。

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。日本在近代同样经历了一个建立标准国语的阶段。日本近代史家小森阳一表示,“‘国语’是近代民主国家在不断完善整备其法律体系的现阶段,由其国家的‘中心’本着面向未来的精神人为地建构起来的”。这个解释不仅适用于日本,同样适用于中国。

1902,吴汝纶受清廷委托出游日本,在东京见到了日本著名学者伊泽修二,伊泽修二向他介绍了日本的“国语”,并且告诉他日本培养国民、增强国势正是通过教授“国语”来实现的。回国后,吴汝纶立即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,要求推广国语教育。

1904,广东建立了“国语学社”。1906,山西陆军毕业生孔繁霖在北京“官话字母义塾”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,体会到这种统一语对于“破民愚而开民智”的巨大作用。他上书学部要求在山西建立类似的学校,但校名要改为“国语普及义塾”,以使人人能读书看报,看懂“诏书示谕”,改变“朝野如两世界”的局面。这一年《北洋官报》载,学部命各省学堂添设“国语一科”,“以熟悉官话为方针”。广东番禹职员郭廷弼也在这一年设立了“国语研究所”。同年,福建船政学堂开设“国语”一科,以便学生毕业后分赴各省。以“国语”为名的学校在各地相继开设。

1911,出使大臣吴宗濂上书学部,要求各学堂仿照日本,添设“国语”科,教与“土音”相对的“官音”,以便全国语言统一。

1912年帝制终结,中华民国建立,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、多语言的国家,即便在汉语流行区,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很大。语文改革运动必须对此作出回应,革命的目标不是缓解国家治理的危机,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立一个文化普及的基础。要在国语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范式下,通过模仿这一曾在西欧近代历史上普遍出现的历史进程,通过推行国语及国语文学,来增强语文使用者的身份认同,并由此建立起近代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。

何为“国语”

国语运动时期,“国语”(有时也称“白话”)到底是指什么,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。甚至在黎锦熙为《国语周刊》写的发刊词中,也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。但是,在使用这个词时,人们都认为它的前身是“官话”。

1926年出版的邹炽昌编、方毅校《国语文法概要》,是作者在广州国语讲习所里的讲稿。这本书选择的国语资料,是按照胡适在《白话文学史》一书中提出的思路,从旧白话小说、说唱、变文、诗词曲、讲经、语录中,摘出各种口语化的文字,并将其与民国时期的语文材料如《孙中山三民主义》和新文学作品《星空》等并列在一起。不单是邹炽昌,同时期很多人都把旧有的白话文看作“国语”的材料,在解释国语语法时,常常整合几百年来的语言资料作分析。

胡适在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》中提出,语音不是国语问题的关键。他说“国语先生们到如今还不能决定国语应该用‘京音’(北平语)作标准,还是用‘国音’(读音统一会公决的国音)作标准。但是我们提倡国语文学的人,从来不发生这种争执。《红楼梦》《儿女英雄传》的北京话固然是好白话,《儒林外史》和《老残游记》中中部官话也是好白话。甚至于《海上花列传》用官话叙述,用苏州话对白,我们仍承认是很好的白话文学。甚至于欧化的白话,只要有艺术的经营,我们都承认是正当的白话文学”。刘半农在《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》中表示,国语不同于“官话”并不在于语言形态本身,而是因为国语有新的政治和社会意识,他说“我的理想中的国语,并不是件何等神秘的东西,只是个普及的、进步的蓝青官话。所谓普及,是说从前说官话的,只是少数人,现在却要把这官话教育,普及于最多数。所谓进步,是说从前的官话,并没有固定的目标,现在却要造出一个目标来”。这个目标即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有一个自信图强的未来。

黄正广在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的《国语文作法》中说,“国语这个词,往往有人误作国家规定的言语解。其实,国语是国人公用的言语,不过它还含有现代的意思。所谓国语文,便是文章的符号是国语的。我国国语,现在还未确定。不过我国人此省人和彼省人交际,用的是普通官话,而且用普通官话来作书的,也已经不少。所以这种普通官话,不过国人没有公认它是国语,实在是已经取得国语资格了。”黄正广的这番解释,涉及“国语”这个概念的三个维度:国语与国家的关系、国语与现代性的关系,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。

从语言学角度看,“国语”与“官话”没有显著差别。“国语”的关键在于其中的现代意识和“国家”意识。“官话”变为“国语”借助的是国家力量,把语文改革纳入了一个范围更广的社会和政治范畴当中。国语与现代国家的制度关联,在于通过国家教育体系,将统一的口语和书面语一致内化为现代国家的固有目标。辛亥革命后国家强势介入语言问题,通过教育行政机构,短时间内改变了国人的口语与书面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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